2016年4月4日
前言
- 自殺是一項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很多國家，自殺均是青少年死亡的主因之一，因此預防兒童及青少年自殺是刻不容緩。本港近期有學生接連自殺，由本學年9月至今短短半年左右，已比上學年多逾一倍，問題不容輕視，我們社會在傷心痛惜的同時，也同樣需要政府統籌多部門的協作，制訂預防策略阻止悲劇蔓延。
- 雖然，自殺個案成因複雜，與個人經歷、精神健康、遺傳、家庭、社會、環境以至文化背景等因素都可能互有關連，要對症下藥並不容易，不過，兒童和青少年一般處於在學階段，不少時間在學校中渡過，學校因而是家庭之外，另一個最能為他們張開保護網的地方，也是本文件探討的重點所在。我們會集中從以下兩個層面，檢視學校面對的困難及教育制度現存的問題，並提出即時及長遠的應對方案：
- 防護措施：加強識別、介入及轉介等支援及輔導服務的資源及配套。
- 源頭減壓：從課程、考核、升學出路及文化層面等，減低自殺風險的因素。
防護措施：現況與分析
- 教育局表示，為配合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2000年倡議學校建立的分層促進健康架構，建議學校採取三層支援模式，以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及可能出現自殺的學生[1]：第一層主要由教師及早識別並透過教學、輔導和活動安排，加強對這些學生的支援；第二層是為有危機而被轉介給學校輔導人員的學生，作危機評估及提供個別支援服務；第三層是針對高危個案，由專業人員深入評估和個別支援。然而，學校採用此模式的成效及障礙，當局並未有提供相關的評估資料。
學校及早識別和介入的重要性
-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就學校預防學生自殺的報告分析，青少年自殺最普遍的徵兆是呈現抑鬱症狀[2]；有數項研究證實，在自殺的青少年當中，達三分一人在自殺前曾呈現一種或多種甚至所有抑鬱病的病徵[3]。如未及識別及介入輔導或醫療，患者一旦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壓力或挫折，便可成為自殺的觸發點。
- 教育局資料顯示，本港自殺身亡的個案中有80%都有一項或以上的迹象可尋，包括以說話或行為表達有意自殺的訊息1。可見，自殺行為並非一時衝動，在校內，老師、教職員或輔導人員如能作出早期識別和有效處理，確保學生獲得適時的支援或醫療，對減少青少年自殺的風險，可起關鍵的作用。
三層支援架構所面對的困難
第一層支援：全體教師
- 教師職務膨脹，教學及輔導工作只佔整體四成
- 教師要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學生，首要與學生有緊密接觸，以建立長期互信的溝通基礎，從觀察和了解學生的個性、需要，再針對性地協助學生解決問題，防範於未然。可是，自2000年教育改革以來，教師職務不斷膨脹，原因是局方沒有按需要配備足夠人手。據本會調查，教師每人平均承擔80項工作[4]，當中三分一是教改後的新增項目，包括自評外評、TSA、學校推廣、校本評核、網站管理等。
- 過多職務迫使教師工時越來越長，中小學上課日平均工作8小時，周末工作9至10小時[5]。可是，與學生相處的時間仍不斷被擠壓，教師與教學直接相關的備課、課堂教學及學生輔導工作的比例，已壓縮至整體工作的4成左右4，要與學生有較深度的接觸並跟進輔導工作，已變得非常困難。
- 學生差異擴大，新高中編制比過去為差
- 本港中小學一直受教師人手不足所困擾，現小學的班級與教師比例為1:1.5，十年來從未檢討，初中1:1.7及高中1:2.0也維持了7年之久，這比例已落後於其他華人地區，教師每周授課節數（26節）因而成為兩岸四地華人社會之冠。特別是新高中學制落實，考取大學的人數大增，也意味學生差異擴大，但班師比較過去預科1:2.3為差，加上新學制改變班師比的計算方法，令不少分組教學較多的學校的編制人手不加反減。此外，數項津貼在新高中開展數年後亦被陸續取消，學校人手更見緊絀，教師團隊身心疲累，處理學生情緒問題顯得有心無力。
- 教師團隊不穩定，難與學生建立持久關係
- 現時青少年慣於在社交媒體溝通，較少向人直接表達情緒，教師需要花更長時間與學生建立關係，特別是有情緒病的學生或會變得孤立和隱蔽，老師若與學生關係不緊密，很難察覺細微的行為轉變。但近年教育局對於學校需要的恆常人手，極其量只提供現金津貼，學校因而要用合約形式聘請教師，現中小學合約教師（連同以有時限合約聘請的常額教師）合共有五千多人[6]，教學助理尚未計算其中。他們特點是合約年期短（9成人為期一年）、流動率高，有四分一人曾任職3間或以上學校，更有人多達7間或以上[7]。
- 隨著中學人口下降，不穩定的因素也不限於合約教師。當局拒絕小班教學照顧學生差異，而學校無論自願減班還是被迫縮班，教師編制都要嚴重萎縮（每減一班中一，6年須縮減逾11名常額教師)，資深教師亦面臨被裁，識別及輔導學生的工作難上加難。
- 學生行為問題複雜化，教師社工同感吃力
- 校園危機日新月異，問題亦越趨複雜。根據教育局向資助學校發出的《學校行政手冊》，當中為學生的嚴重行為問題提供指引，包括學生自殺個案，吸食及販賣毒品、與性有關的問題、色情物品、賭博、欺凌、童黨、偷竊及傷人等違法行為等，均建議學校制訂校本應對措施[8]，前線教師參與執行，責任和壓力重大。
- 調查發現，無論教師與社工，在處理各種學生危機時，不少都感到困難，當中以處理學生精神健康疾病為甚，而處理學生自殺/自我傷害感到困難的比率，則由2000年40%增至2010年的52%，升幅顯著[9]。教師感到困難，與其工作量過大或相關培訓不足有密切關係，而學校社工面對的問題，我們將在第二層支援架構中探討。
第二層支援：輔導教師／學校輔導人員／學校社工
- 中學：「一校一社工」不合時宜
- 自2000學年起，社會福利署透過經常資助在中學推行「一校一社工」，2015學年駐校社工處理個案達二萬四千多宗[10]。近年，受精神困擾的人趨向年輕化，駐校社工負責全校近千學生，跟進個案亦趨複雜，但這項政策人手需求十六年來從未檢討改善。有駐校社工指出：每日平均面見三名學生，即使有特別需要的學生，也只能每周一次會面約一小時，時間並不足夠，反映一校一社工政策不合時宜，已落後實際所需。
- 小學：輔導服務價低者得，人手流失嚴重
- 小學並無常規的駐校社工，自06學年開始，教育局向學校提供輔導津貼，學校可自行聘請輔導人員，或向非政府機構購買駐校的輔導人員服務，但有關服務規定以投標方式價低者得，導致學校難有穩定輔導人手。調查顯示，由於資源不足，輔導人員平均每年處理165宗個案，每周平均超時工作5小時，其中三成人每周工作逾60小時。工作量大及每年投標續約的規定，導致小學輔導人員嚴重流失，有逾半表示一至兩個學年內會離職[11] 。輔導人員流失率高會令個案處理受阻，令小學輔導問題愈見嚴重。
- 輔導人員評估個案，若有需要會作出轉介，不過調查發現受訪輔導人員過去一個學年，平均嘗試轉介3個學生個案接受外間服務，但平均有2個轉介不成功，原因包括：家長或學生不同意、對方機構已額滿／未有時間處理、不屬於對方機構服務範圍、問題不夠嚴重等11，轉介服務的可及性值得關注。
第三層支援：教育／臨床心理學家、兒童精神科醫生和家庭社工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不足，每兩星期才能到校一次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現只涵蓋87%學校，而每名教育心理學家需負責6至10所學校，平均每兩星期才有一天到校，如期間遇有駐校社工也無法處理的個案，亦不容易及時取得教育心理學家的意見。有校長反映：教育心理學家單是為學校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進行學習及考試的評估，已令他們難以分身處理其他學生的心理健康、情緒等管理工作。可見，教育心理學家服務需求殷切，不過，現時全港註冊的教育心理學家約240人，每年本港兩所大學的畢業生也僅約20人，遠遠未及所需。
- 教育局局長承認，每名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要同時照顧多間學校，情況並不理想。當局會在下學年將服務覆蓋全港官津中小學，但只有取錄大量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30所中小學，才能提高教育心理學家比例至1:4，換言之，其他大部分中小學，仍然只能維持原有的1:7。
- 精神科醫生：年輕患者只一成半曾接受精神科服務
- 精神科醫生指出，精神病與自殺個案不可分割。現時16至25歲青少年與25歲以上的成年人，患精神病的比率同為約12%，但只有一成半青少年曾接受精神科服務，向精神科醫生求助的比例也較成年人低一半。而即使求醫，排期亦相當需時，可見本港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科服務不足尤其嚴重。
建議方案：
- 輔導服務以人為本，穩定和足夠的人手非常重要。我們建議：
- 第一層支援 – 改善中小學班師比例，小學不少於1:1.8，初中及高中分別不少於1:2.0 及1:2.3，增加常額教師，穩定教師團隊；
– 檢視和減輕教師的非教學工作及無效勞動；
– 中學落實小班教學，加強處理學習差異；
- 為教師提供相關的職前及在職培訓及專業支援，提升對學生精神健康的認知，鼓勵學生主動求助，消除標籤效應；
- 為收取特教生的學校提供一名常設的特教統籌主任，減輕教師和社工的負擔。
- 第二層支援 – 檢視中學一校一社工的人手需求，配置足夠的駐校社工、輔導老師 及專業支援人手；
- 小學落實「一加一」制度，即每所小學至少一名駐校社工和一名學生輔導人員，並取消價低者得的投標模式，轉為常設職位，讓小學輔導人員常規化；
- 特殊學校因應下調班額，應相應調整社工編制，確保每所特殊學校均有駐校社工；
- 檢討轉介服務的可及性，確保獲識別的個案適時得到支援。
- 第三層支援 – 擴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將教育心理學家的比例由1:7全面改善至1:4，長遠逐步落實「一校一教育心理學家」；
- 增加教育心理學家的大學培訓名額，以應付大量的需求；
- 加強醫院的精神科服務，以滿足青少年需要。
源頭減壓：現況及分析
學生精神健康與學業壓力
- 學生自殺成因複雜，當然不能只歸咎於教育制度，但青少年自殺與學業壓力的關係卻不容忽視。去年一項調查三區中學生情緒狀況的研究發現，分別有62%和47%中學生有抑鬱或焦慮徵狀；而經常出現焦慮症狀的學生當中，逾8成半人感到功課壓力很大，而焦慮或抑鬱徵狀是隨年級遞增而加劇，以中六生最為嚴重；而出現非常嚴重抑鬱症狀的二百多名學生中，逾8成人在過去一個月內超過一半日子有自殺或自殘的想法[12]。而根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011至2014年處理的個案數字，也發現10至19歲的青少年尋求協助，學業是家庭問題以外最重要的原因[13]。
- 教育制度檢視需時，改變社會風氣更非一蹴而就。但現制度內一些對學生構成嚴重壓力而為人詬病多時的政策，教育局應可果斷決定，將教育制度重回正軌，相信學生學業壓力可即時得到紓緩。
教育制度問題衍生的壓力
- 小學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 考核操練下延至小一
- TSA自2004年推行以來，為學生、教師和家長都帶來沉重壓力。七成教師表示因TSA要為學生補課，操練侵佔了學生正常的作息和遊戲時間，扼殺小學生的學習興趣，尤其小三的考核，迫令學生操練提前至由小一開始，嚴重損害學生的身心健康，大部分教師均反對繼續推行TSA。
- 有調查顯示[14]，中小學生平均做功課時間逾2小時，小學生做功課時間較初中及高中時間為多，與2002年調查結果相比，學生做功課時間亦明顯較前為多。
- 校評漠視師生承受力 新高中課程單一竸爭更大
-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公開表示，09年推出新學制後學生只須參加一個公開試，已減少壓力和籌備時間，這說法非常「離地」。教育局取消一個公開試，卻冒進地在多個科目同時引入校本評核，考評壓力全面滲透學生日常學習之中，加上新高中檢討雖然減少整體課時，但卻沒有相應縮減課程範圍，學生補課問題依然嚴重。而「其他學習經歷」劃分課時比例，並以「學生學習概覽」展示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也變相將課餘活動課程化，佔據學生大量餘暇生活。
- 教育局的縮班政策，令教師編制萎縮，部分學校被迫刪減少人選修的科目，學生選擇減少；不少學生又因補課壓力沉重，一些無助升讀大學的選修科目，即使有興趣或才能也被迫放棄，扼殺了學生的多元發展。
- 政府強調職業教育，但現實卻只側重專上課程的發展，忽視中學階段的職業教育，令高中學制過度單一化，主流課程以外缺乏選擇，升讀大學成為大部分中學生的唯一目標，埋沒了非學術型學生的興趣與才能，上流機會少令年輕人前路茫茫而失去動力。
- 大學資助學額不足 學生負債累累
- 新高中學制下，參與中學文憑試考取大學的學生人數大增，以2014年為例，參與文憑試並符合大學基本入學要求的考生有26,307人，但經聯招獲資助大學學額的學生卻不足半數（約12,000人），升學樽頸狹窄令競爭加劇，「一試定生死」的壓力大增。無法獲取資助學額的學生，只能入讀自資課程或出外升學，但自資副學位課程質素參差導致認受性不足，不少學生卻為此負債累累，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青少年出路較從前狹窄、單一，即使進入大學，仍須擔心學業成績及前途，對未來感到焦慮。
建議方案：
- 針對考核及升學問題，本會認為局方應作出以下緊急應變措施：
- 即時叫停小三TSA，再深入檢討TSA的核心問題，包括變質原因及TSA的功能和意義，而非在試題題型及題目深淺作小修補，如檢討後無法確保消取操練誘因，應全面取消小學TSA，還學生快樂童年。
- 關顧師生承受能力，全面簡化或刪減中學的校本評核，做到真正納入課時之中，並檢討各科的課程範圍，檢討「其他學習經歷」等措施的施行，減低課餘活動「課程化」的傾向。
- 推動及支援職業高中的發展，為中學生提供主流課程以外的選擇，例如工作為本的學習課程、與工商機構合作建立實習夥伴計劃等，為青少年提供文憑試以外的出路，改變大學是唯一出路的觀念。
- 增加政府資助的大學一年級學額，及高年級銜接學額；資助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學位課程的學生，為每名學生提供特別學費資助；加強監管質素及為自資課程學生籌劃一個長期的資助模式，全面減輕學生的升學經濟壓力。
- 檢討教育制度過分側重學術及學業成績，忽略了個人成長、生命教育及群體的互相關顧的弊病，讓青少年有充實而有意義的校園生活，及多元的發展機會。
結語
教育局就近日學童自殺提出的緊急應變措施，例如每校5千元的津貼，只是隔靴搔癢，而上月底成立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由於欠缺足夠前線教師代表，令我們擔心前線老師的聲音和困難，難以在委員會內得到充分反映，因而建議的措施或未能配合前線所需。教育局應優先落實上述建議，監察成效再制訂長遠措施，包括研究家課政策、全日制施行模式、加強家長教育等，以改變求學只為求分數的社會風氣。
下一代接連輕生，整個社會也有責任反思。我們同時呼籲家長和教師多關心青少年，多了解青少年在家庭中或在外所承受的壓力，改善親子和師生間的溝通技巧，傾聽其無法解決的困難，接納其不滿，協助他們渡過各種危機。我們也勸勉青少年，在遇到困擾時，可停一停，找家人、朋友、師長或社工等傾訴，有需要更應盡早尋求支援，珍惜寶貴生命。
參考資料
[1] 教育局（2015年10月更新），《學校處理學生自殺問題電子書：及早識別、介入及善後》第二章，Retrieved from: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EDIP-c.pdf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Teachers and Other School Staff, 2000,WHO/MNH/MBD/00.3
[3] Schaffer D, Fisher P. The epidemiology of Suicide in children and you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1981, 20:545-565.
[4]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師工作壓力調查2010，《教研系列04：教師工作壓力研究》
[5] 香港教育學院策略規劃處（2010），《中小學教師工作量調查報告》
[6] 教育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2015年度開支預算答問
[7]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5），《合約教師／教學助理工作狀況調查》，Retrieved from: https://www.hkptu.org/14739
[8] 教育局（2016），P.62，《學校行政手冊2015/16學年》，Retrieved from: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regulations/sch-admin-guide/index.html
[9] 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0），《香港中學校園危機狀況調查》
[10] 勞工及福利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2014年度開支預算答問，LWB(WW)1024
[11] 立法會張國柱議員辦事處。小學輔導服務關注組（2015.2），《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問卷研究調查2014》研究報告書
[12]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青少年精神健康及治療中心･香港理工大學暨世界衛生組織(2015），《中學生焦慮及抑鬱情緒與個人、家庭及學校之間之相關因素》研究，Retrieved from: http://www.cfsc.org.hk/cmsimg/doc/20150325%20YM%20Press%20Con%20Powerpoint%20-%20alt%20text.pdf
[13]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012-2014）年報
[14] 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2014），《香港學童餘暇生活調查》。Retrieved from: https://www.hkptu.org/19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