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年年中，教育界面臨白色恐怖，受到政權的打壓。近日，九龍塘宣道小學一老師因涉專業失當而被除牌，引起社會譁然。教協副會長莊耀洸律師認為「一出就紅牌」，懲處「不符合比例」。「除牌」判決嚴苛，不單該老師再難從事教育工作，而且更限制他進入校園。他指該老師向官方上訴，或者是司法覆核，曠日持久，花費甚鉅，需要工會和社會大眾支持。

除牌是不符合比例

莊耀洸律師指出教育局除牌機制欠缺透明度，他引用社工對牌照註冊的紀律聆訊作比較，「以社工為例，要開聆訊，社工註冊局會在網站上公布聆訊，公開社工被指控的情況，亦設有公眾旁聽的公開聆訊，如同公開審訊一樣，彰顯公義。但教師方面，法例沒有透明度的保障，全程都變成保密，比起社工專業，透明度非常不足。」

他認為教育局於此事上，最不合理的是懲處「不符合比例」，「製作相關工作紙，工作就算有偏頗，亦不至於有計劃宣揚港獨，去合理化除牌，懲處不合乎比例，是嚴重過重。懲罰專業人士，如果做錯一件不是好嚴重的事，通常會畀警告，令其改進，這叫做專業成長，但是現時一開始就出紅牌。」他指就算是醫生的失誤，引發死亡，較多判決停牌，而不是永久除牌。

教師被「除牌」連校園都無法進入

莊耀洸律師指現時「除牌」涉及的範圍太廣泛，「影響是非常之大，失去教師的工作已是極刑，現在不單失去工作，亦令他失去謀生能力，因禁止踏足校園，難以再從事所有涉及學校的工作。」

「立法原意為保護兒童，取消教師註冊，設定是好嚴重的刑事罪行，例如虐兒、性侵犯，擔心犯法者入到學校會對兒童不利。」目前的個案卻因政治元素而「除牌」，卻令被「除牌」老師帶子女回學校參與家長會也不行。他認為這個案「是一個不合比例的懲處，更加要據理力爭，教育局沒有一個合理理由要處以極刑。」

長遠來說，他認為，即使是停牌的懲處也應檢討，較合理方法不是一刀切，而是按不同個案考慮，「如果一個老師被除牌，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可因應情況向法庭申請禁止被『除牌』者進入入校園，這是改革的方向。」

上訴程序曠日持久

除牌上訴過程漫長，花費甚鉅，老師很難「單打獨鬥」面對壓迫，工會對教師的支援甚為重要。

目前該老師需先向上訴委員會上訴「除牌」的決定，如維持原判，可再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最後一步只可申請司法覆核。莊耀洸律師坦言上訴曠日持久，「上訴是漫長的事，連怎樣漫長都說不定。」法例只限制上訴人於指定日期內提出上訴，並無規定上訴委員會和行會需在何時作出決定。

風波未止，莊耀洸律師寄語老師持守專業，有需要時立即向工會求助，「好難有『閃避球』，老師要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按照專業操守，作為專業老師將最好的教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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